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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的景观叙事与中国的地理想象(1856-1936)

时间:2020-06-29 21:53:30  来源:  作者:曹瑞冬
灯塔的景观叙事与中国的地理想象(1856-1936)
曹瑞冬 [1]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要:灯塔作为一种人文景观,既是人类视觉和意识的焦点,也是特定社会经济构成的意义和记录,并能以图像为中介将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关系转化为叙事形式。晚清以降,中国的地理想象处于持续的变动和重构之中,西方人或殖民机构首先藉“灯塔”建构了图像霸权,扩张了殖民权威,民众则在西方优越性的话语论述中不断生产集体记忆,并逐渐绘制簇新的“认知地图”,最终在政府威权的统摄和整合下,“灯塔”趋同于“领土/主权”的国家符号或革命的叙事话语。景观成为不同社会群体争夺的对象,而由此衍生的“地理想象”一定程度上指导了社会关系的重构和景观再生产。
关键词:灯塔;景观叙事;中国;地理想象
 
“景观”术语及学说常为地理学垄断,已然成为预决其未来的综合自然科学意义的卓越方向。而以景观为对象的历史学研究则打破了传统地理学的范式,植根于生活情境和社会关系的建构[i],对历史景观的动态变化过程、内在结构、驱动机制、社会文化映射机制等进行历史学意义上的重构与发生学分析[ii]。恰如灯塔,作为近代中国移植的域外景观,其传播与扩张蕴藏着社会关系的运作空间及意识形态的结构过程,由此为国民建构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情境,而“地理想象”[iii]能够集中反映景观变迁背后复杂的人类历史进程。在刘禾先生关于中国的“主权想象”论述中,将话语政治的交锋与碰撞,转化为一系列符号,进而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刘禾,2014)。同样地,灯塔及其建构的社会能够转化为景观的叙事形式[iv],并依靠视觉文本中的知识传统和话语政治,揭示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帝国是如何被帝国的景观生产“塑造”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主要以灯塔为中心,通过探索景观叙事的历史演进过程,着重讨论人与景观在互动过程中所展现的中国国族关于世界秩序的认知与想象。
1 殖民扩张与图像霸权
1856年,西人首先在报纸中引入灯塔景观,传播西方文明:“西边诸国凡于其所属洋面察有险要处所,即在石面建塔一座,其中用螺文旋上,近日则全用铁板构成。每塔着数人看守,夜则在塔顶燃灯数盏,照耀洋面,俾行船者隔远而预知趋避。”(松浦章,1856)1862年,英国海军官员赫德开始主持灯塔建设,使其承担引航、监督等各项工作(1867)。此后,灯塔与海务的联系愈渐紧密,殖民政府在海关的权力也日益扩张,一如检疫,若有洋船驶入,根据海关监督及各国领事官议定的传染病症,“由管灯塔潮势之人前赴该船查问”(1874);一如提供航运信息,各税务司命河泊司详细查明中国洋面的暗礁,逐渐绘制成图,“于礁带处造灯塔,使行舟者知所迴避,又出示及登新闻纸告白”(1887)。灯塔、浮标的设置由总税务司负责,“或係创设,或宜改移,或有增添,或须裁撤营造,既有变更,务即随时彰明出示,通晓各处”(1889)。而灯塔的建造、材料的供给、设备的修理或维护由外国工程师负主要责任(1932)。
据1893年的海关十年报告称,灯塔从最初的2个增加为7个,外国灯塔局则因此增加至9个(1893)。同时,灯塔逐渐从沿海扩展至沿江区域。1917年,西方人自豪地宣布,“我们在东方的每个防波堤都建有一座灯塔”(1913)。灯塔发展的意义重大,一方面它确保了海关税务司或殖民政府独立行政的法人地位,“今凡通商口岸,浅水沙礁,洋人设立标记灯塔,以便书夜行船”,再不必像“道光间,洋务初开,洋船入口,必资渔户引水。”(1884)另一方面,为“置办灯塔楼及修治各口岸、埠头、水道等用”(1883)抽取船税,凸显了欧洲国家的利益主张。在英国人的论述中,灯塔体现了“进步”的本质,但东方人对此却毫无兴趣,反而把金钱浪费在政权组织上,因此有责任帮助其“积累资源,建造灯塔,促进发展”(1874)。灯塔是西方“殖民”权威扩张的标志,其“主权”隐喻往往包容于西方人的利益设计中,恰如中法租界条约中的“规则”:“在租界之内,法国可筑炮台,驻扎兵丁,並设保护武備。在各岛及沿岸,法国应起造灯塔,设立标记、浮椿等,以便行船,並添设整齐善堂,以利来往行船,以资保护。”(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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