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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汉语外国文学史流变中的斯威夫特

时间:2020-06-29 21:51:43  来源:  作者:蒋永影
百年汉语外国文学史流变中的斯威夫特
 
蒋永影[1]
(外交学院讲师、博士)
摘要:斯威夫特在汉语外国文学史中的流变是其在中国接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文学史的独特批评视角来探讨斯威夫特在中国的百年话语建构,从最初对欧美文学史的因袭借鉴到苏联模式下的政治解读,再到新时期的多元化解读,斯威夫特在文学史中的叙述变迁与时代政治语境、文学审美趣味、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尽管斯威夫特在百年文学史的叙述话语中逐渐变得多样和深入,但对其在文学史中的撰写和评价仍是一项未完成的工作。
关键词:汉语 外国文学史 斯威夫特 中国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是英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自1872年被译介到中国,[2]中国读者对其只有一鳞半爪的印象,故其影响十分有限,更毋论研究。直到1906年林纾与魏易合译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 1726)单行本——《海外轩渠录》的出现,关于斯威夫特的接受才逐渐起步,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斯威夫特的传播、介绍和研究还仅限于汉语书写的外国文学史中。文学史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一隅,它将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纳入一个共同的写作体系中,同一个作家作品在不同时代的文学史写作中不断被重新建构。时代政治语境、文学审美趣味、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这些都会在文学史写作中呈现出来。如果将文学史中斯威夫特的写作片段加以并置,势必能够从中看到斯威夫特在史学著述中的接受轨迹,同时也能在整体性框架下把握作家作品的艺术价值。本文正是以文学史的独特视角介入了斯威夫特在中国的跨文化旅行,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作为他国作家的斯威夫特在汉语外国文学史写作中的位置和份量,更可以侧面反映出他在中国的百年话语建构。
一、因袭与借鉴:建国前文学史中的斯威夫特
1949年以前的文学史中关于斯威夫特的解读多半借鉴欧美文学史的评价,还不能完全称为独立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史著作主要以推广、普及和教育为目的,这一写作范例的出现得益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逐步形成和思想启蒙的需要,还远不能达到学术研究的高度。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带有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性特征,呈现出庞杂和含混的大文学史观倾向,缺乏现代文学的批判态度,并且多拾掇国外文学史的见解,但对西学的学习多为浅层次的表象学习,侧重于论点和体例的借鉴。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有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郑振铎的《文学大纲》。
1917年,周作人在北大首开“欧洲文学史”课程,他将自己的课堂讲义编撰成书,遂成了一部《欧洲文学史》,次年出版。严格地说,这部文学史较为粗糙,内容全由英文的各种文学史、文人传记和作品批评等材料杂糅而成。正如作者自己所言:“要讲一国一时期的文学照理非得把那些作品看一遍不可,这一点我们平凡人哪里来这许多精力呢。”[3]该书以文言文写成,共分三卷,希腊和罗马各占一卷,第三卷分两篇:中古与文艺复兴,十七十八世纪。斯威夫特的内容位于第三卷的十八世纪英国之文学,仅占一页的篇幅。由于作者对希腊罗马文化的钟爱,在斯威夫特身上也寻找到了罗马时代的希腊语讽刺作家Lukianos(卢奇安)的影子[4],并评价其“大意仿希腊Lukianos之信史(Alethes Historia),而设想奇肆,寄意深刻尽过之。”[5]周作人还以比较的视角将笛福和斯威夫特的小说作比,认为它们“多言涉险,故事迹虽非神怪,亦殊异于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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